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
这是梅贻琦接任清华大学校长，在就职演说时说的一句话。这里的“大学”，指的是高等学府，在现代汉语中，“大学”一词借鉴于日本，是高等教育院校的统称。
但“大学”二字的渊源，其实还是在中国。
儒家经典《大学》以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”开篇，从此树立下了中国知识分子—士人的理想人格标准，将士志于道的“道”，具体化为了三纲领八条目。
大学，古代汉语中强调的是人格塑造，现代汉语中强调的是学术范畴。在“古代”与“现代”更迭之时，这两重意义同时寄托于“大学”之上。
这段特殊时期，便是民国。
11月，央视推出了系列纪录片，讲述了民国时期最能体现出知识分子的担当与学术追求的一段历史，而这历史，集中体现在一所大学，[西南联大]。
[西南联大]豆瓣评分高达9.2，资源已出，已完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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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民国从1927年进入近代史中的“黄金十年”，在政治、文化、基建、经济、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步，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整体环境的最高水准。
黄金十年是以1937年日军发动“七七事变”为结束的。
7月29日，北平沦陷，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先后被日军占领；7月30日，天津沦陷，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。
被炸毁的南开大学
9月10日，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出号令，由国立清华大学，国立北京大学，私立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；1938年初，学校再迁昆明，改称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”。
对于长沙到昆明这场迁徙，维基百科上只用了十个字描述“师生们徒步经贵州入滇”。
没有说明这徒步的路程，三千里。
从长沙徒步到昆明，知识分子“长征路线”
这段历史在“民国热”盛行的今天，公众多少有所了解。在被说烂了的情况下，系列纪录片[西南联大]仍然值得一看，是因为它叙述这段历史时的角度与方式。
这种叙述很像《万历十五年》的写法，从一个个看似偶然的事件说起，最终散在天南海北的个人都汇集到一所学校，用这些人的命运反映出一个波谲云诡的时代。
第一集的第一句是“我出生在一个小村庄里的小康之家”，接着说的是这个小村庄和村民的事情。边上的注解上写着出处“蒋梦麟《西潮》”，却没有提这个出生的婴儿，蒋梦麟，便是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，国立北京大学的校长。
《西潮》是蒋梦麟的自传
“1889年，蒋梦麟刚满三岁，这一年，位于天津城东八里的北洋水师学堂招收了一个13岁的高个子男生，它的入学登记名字是张伯苓，这一年快结束的时候，12月29日，天津一户姓梅的诗书人家，诞生了一个男孩儿，取名梅贻琦。”
[西南联大]用这样娓娓道来的方式，将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、清华大学的三位校长连接在一起。
当然，叙述方式再别开生面，也没有故事本身重要。为什么人们爱听民国的故事，因为那是个造就大师的时代，是个知识分子尚有风骨可言的时代。
而大师，常是以大学为中心。
于是与[西南联大]相关的每个人、每所学校的变迁，都如同一首慷慨的诗歌，令人感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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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伯苓是三位校长中年纪最大的一位。
1894年，甲午战争爆发，北洋海军全军覆没；1898年，继日本之后，英国强租威海卫，在通济轮上服务的张伯苓，目睹国旗从日本国旗换到大清黄龙旗，又从大清黄龙旗换到英国国旗。
大清黄龙旗，升了又降，国帜三易
在张伯苓的自述中，他说道：“目睹国帜三易，悲愤填胸，深受刺激，念国家积弱至此，苟不自强，奚以图存。而自强之道，端在教育，创办新教育，造就新人才，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，即肇始于此时。”
这是张伯苓立下教育救国志愿的缘由，也是南开大学成立的缘由。
早在“9·18”事件前，张伯苓便觉悟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越来越甚，便以学术的姿态，组织南开大学东北研究会，到东北进行考察。
正因如此，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被认为是天津抗日的中心。
1937年，天津沦陷，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毁。
1940年，日军以重庆南开中学为目标，投炸弹三十余枚。
日军轰炸重庆，以重庆南开为重点目标
张伯苓命令立即修复校舍，有人问：“若日机再来轰炸呢？”他答道：“再炸，再修。”
这是对他曾说的“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，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！”最好的诠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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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西南联大]中讲述的每一位大师，都有着和张伯苓相似的风骨。
这种风骨按现在的话来说，便是知识分子的担当。
当下有些学者批评“民国热”，认为那些大师并没有多大的建树，后人在学术上的成就早已超过民国。
这话不假。但大师之所以为大师，须有学术上的见地，还应有担当。
美国哲学家杜威曾这样评价蔡元培：“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，对一个民族，对一个时代，起到转折作用的，除蔡元培外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。”
蒋梦麟是蔡元培的学生，在“五四”运动后，蔡元培辞职，蒋梦麟成为北大代理校长
事实上在民国，对于民族与时代产生巨大影响的知识分子，有很多。北大校长蒋梦麟是，清华校长梅贻琦是，为了去西南联大任教不顾右眼失明的陈寅恪是，发誓抗战不胜利不剃胡须的闻一多也是。
清末民初的那群知识分子，多是贯通中西。他们都有着留学经历，对西方文化颇有研究。同时，也有国学基础。
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
他们有学术造诣，更抱有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儒家理想。
这种儒家理想显著异于西方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，美国历史学家托尼·朱特在《责任的重负》一书中，对于知识分子广泛意义上的政治参与抱有批判态度，认为知识分子首要提供的应是独立的、学术领域的技能。
丧失独立性对于知识分子而言确实是可怕的，文革已经证明了这一点，服从于权威的政治站队往往比没有政治倾向还可怕。
但是，民国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丧失独立性，而是在“君子中立而不倚”的基础上，由衷地以民族利益、国家利益为大。
这与当下知识分子的“爱国”很不一样。当下知识分子的“爱国”更接近于丧失独立性的站队，譬如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刘志彪和博士张晔提出的“二胎基金”政策。
在计划生育“强制节育”时期他们缄口不言，国家一开放二胎就立刻出来表态。这种投机嘴脸，实在令人不齿。
在当下语境，确实有很多“一肚子不合时宜”的知识分子，无法施展抱负。
但正如季羡林老先生所说的“假话全不说，真话不全说”，就算无法伸张正义，也不要做某些意识形态的“乏走狗”。
不该像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孙东东，说出“99%的老上访者都是精神病”这种话；不该像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董藩，说出“四十岁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，贫穷意味着耻辱和失败”这种话。
其实当下无需谈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担当，在基础的学术领域，造假也是层出不穷。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、青年长江学者梁莹遭举报后，百余篇论文被撤稿。
曾培养出两位诺贝尔奖得主、至今仍风光无限的清华大学，在今年有11篇论文因“学术不端”被海外学术期刊网站撤稿。
《纽约时报中文网》报道
而民国知识分子，继承了儒家的“道统”，陈寅恪在悼念王国维的诗中写“吾侪所学关天意，并世相知妒道真”，他们始终怀有对于真理的信仰，不会臣服于权威；他们牢记科教兴国，教育救国，苦心钻研学术，对近现代诸多学科有着奠基性的贡献。
那是“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一代人。
[西南联大]以讲述士志于道的君子的态度，讲述民国知识分子的故事。
杜甫是最符合儒家美学标准的诗人，他的《旅夜书怀》出现在纪录片片头——“细草微风岸，危樯独夜舟。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。这首诗作于杜甫晚年，在辞官之后，描写了在流离失所境遇下，所见的沿途风景。
纪录片去掉了后二联“名岂文章著，官应老病休。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”，只留下笔力刚健，气势壮阔的前二联，借此说的是在时代大变革时期，西南联大的风骨。
[西南联大]中有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，除此之外，还有颇具水墨风格的动画
纪录片共分为五集，每一集都有四字主题，分别为“八音合奏”“刚毅坚卓”“大学之大”“火的洗礼”“嘉荫长留”。
八音合奏，这四字来源于《国立西南大学纪念碑碑文》，由清华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写。原句是“同无妨异，异不害同，五色交辉，相得益彰。八音合奏，终和且平。”
这是对西南联大最贴切的形容，也在一种蕴藉里，形容了乱世之中的君子风度。
